陈怡君出院后，埃罗坚持让她在他那间顶楼公寓里，再「休养」一周。理由无懈可击：“你的公寓在三楼没有电梯，而我的有。而且，‘房东’有义务确保‘首席建筑师’的绝对安全。”

于是，他们开始了一段奇特的、「室友」般的同居生活。

白天的公寓，通常很安静。怡君会在客厅巨大的落地窗前，修改她的小木屋设计图；而埃罗则会待在他自己的书房里，偶尔走出来，给她端一杯咖啡，或者提醒她该吃药了。

他们之间的身体界线，在经历过那场狼狈的浴室事件后，变得模糊又清晰。他会在她不方便时，很自然地帮她束起头发；她也会在他工作到深夜时，把一件毯子搭在他身上。这些动作，亲密，却完全不带性暗示，像两个认识了很多年的家人。

他们都没再提起过「关系」的定义。仿佛都对这种不用说、自由自在，又充满了温情与照顾的状态，感到了奇异的满足。

直到某个无所事事的下午，一场意外的“考古”，打破了这份脆弱的平衡。

那天，埃罗有事出门了。怡君一个人在家觉得无聊，便开始整理客厅那面几乎占据了整面墙的、巨大的书架。那与其说是书架，不如说是一个埃罗思想世界的微缩模型──从艰深的语言学理论，到冷门的登山求生手册；从芬兰设计的百年史，到日本的《庭园记》。

就在她整理一堆旧的国家地理杂志时，一本略厚的、看起来像是摄影作品集的东西，从杂志中间滑了出来，掉在了地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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