顾维钧走了。

我送他上了当天下午回武汉的船，再从武汉转火车去长沙。临别的时候，他握了握我的手，说：“等我回来。”

我等了。

等了整整一个月，没有信，没有电报，什幺都没有。

我往他长沙的家里去过信，没有回音。往中央大学物理系去过信，系里说他请了长假，具体归期未定。我甚至托人去查长沙的报纸，看看有没有姓顾的人家的讣告——没有，这算是不幸中的万幸，至少说明他父亲还在。

可他不给我写信。

我开始胡思乱想。是不是他父亲病重，他分身乏术？是不是长沙到南京的信路不通了？还是——他根本不想写了？

就在这个时候，周明安来了南京。

他是坐汽车来的，一辆黑色的福特，停在金陵女大的门口，惹得门房老李伸长了脖子看了半天。他穿一件藏青色呢子大衣，头发梳得油光锃亮，皮鞋能照见人影。他站在车旁边，手里捧着一束红玫瑰，像是在拍电影。

“沈小姐，”他微微欠身，嘴角带着笑，“久仰大名，今日终于得见。”

我看着他，心里想的却是另一个人。

“周先生客气了。”我说，声音淡得像白开水。

他约我去吃西餐，我推说功课忙。他说那就改日，我说改日也忙。他也不恼，只是笑了笑，把玫瑰递给我，说：“花总是可以收的吧？”

我收了。回来就插在寝室窗台上的搪瓷缸子里，同屋的林淑芬看见了，啧啧了两声，说：“碧秋，你命真好。周家在上海滩可是有头有脸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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