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母女家回来后，高承一一直闷闷的。先是不想起床，更别说下山去工厂帮忙了。对什幺事都提不起劲，这种感觉他很熟悉。

当年他初恋女友兵变时，他在部队茶不思饭不想，碍于军令，勉强撑着，如行尸走肉般地过了好几个月，拿到退伍令那天，他望着火车月台上开心要返家的同梯弟兄，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失去了开心的能力。

后来伴随着生活上的起伏，有时是母亲的过度担忧，有时是哥哥的情绪失控，有时是职场的高压，这种胸口闷闷的感觉，时不时会回来。

生活还是可以继续，只要用力表现出积极的一面，有时别人也看不出来，单单就是失去一种感受到快乐的能力。

不过真正令他难受的不是心闷这回事，而是必须不让旁人察觉。否则，家人会惊慌，职场会被质疑。

而在此，自觉什幺都不是，他竟然不想掩饰，随他去了。

张教授见此，倒是觉得无所谓，喜怒哀乐，或不喜怒哀乐，都是情绪的一部分。他于是建议利用这段『情绪期』，开始实验少量饮酒与昏迷的指数，以利他累积数据。

所以当高承一自觉心闷指数高时，就跟教授报告，教授就会给他一杯 shot，一饮而尽。酒量差的他，通常很快就会意识朦胧，胡言乱语，教授借此推断真正昏迷所需的量。

一天，他又感到高强度的失落情绪，教授正要做最后一次数据收集时，Linda 凑了过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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